历史通常不会将自己分成与几个世纪完全一致的整齐的长度，从某种意义上说，从威廉·霍加斯（William Hogarth）到约翰·特纳（JMW Turner）逝世的时期只是一个发展阶段。但是这个时期确实很自然地分为两个部分，大致对应于18世纪的最后75年和19世纪的最初50年。在第一部分中，人物画家，特别是肖像画家占主导地位，而山水风景画家则在努力争取认可。第二种是景观本身，而人物绘画则比约书亚·雷诺兹（Joshua Reynolds）等人的标准普遍下降。

       在风景园林中，理查德·威尔逊（Richard Wilson），托马斯·盖恩斯伯勒（Thomas Gainsborough）和水彩画家的传统以最终改变山水画家视野的方式发展，而不仅仅是在英国，而是在整个欧洲。十九世纪本质上是风景画家的时代，人物画最重要的发展是将风景画家的观点应用于人物题材的结果。从纯粹的技术角度来看，这一革命可以追溯到某些特定画家的作品，但是尽管它在新的技术方法中得到了表达，但必须通过对自然态度的广泛传播来寻找其根源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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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    最重要的是能有效表达这种改变态度的两位画家是特纳（1775-1851）和约翰·康斯特勃 （1776-1837）。他们的名字很可能永远联系在一起，但是他们是完全不同类型的人，他们对待自然的方式本质上是不同的。在该国出生并长大的康士坦丁（Constable）使他的工作与乡亲特纳（Turner）的工作完全不存在的自然常识相得益彰，特纳（Turner）的工作总是充满着对世界的陌生感和奇观感。

       特纳的范围和掌握力是巨大的。大自然的整个领域是他的专长，人们觉得他对它的丰富和多样性感到有些困惑。他对自然的了解是百科全书的，但他从来都不是事实的简单记录者。他似乎宁愿画出一个让人想起的愿景，并因自己的想像力而变色和扭曲。他是一个旅行者，头脑里充满了困惑的回忆，至今仍弥漫着一种奇怪的独特性，有时在临睡前就会出现在视觉上。他有一种奇特的兴奋，将朴实的事实转化为一首狂野的诗歌，有时是史诗般的，有时是抒情的，但总是浪漫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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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    另一方面，康斯特勃尔（Constable）的范围几乎仅限于他自己的乡下。他从未出国旅行，他的内心充满了平凡的事物之美。他设计了新的录制方式，但他仍然是录音机，而不是创作者。他的眼光是普通人的眼光，更加微妙，更加精致，但本质上却没有什么不同。我们从他的山水画作品中获得的乐趣主要是认可的乐趣。

       他向我们展示了我们所见过的所有事物，但是几乎具有惊人的新鲜感，他的美德在于他的天真，不会因熟悉而变钝。对他来说，熟悉的世界每天都有新的创造，树木的绿色，草地上的露水，云朵动人的选美以及它们在地球上的影子是神圣的，但不会因记忆而变暗。在所有艺术家中，他最不明显地表现出其他人的影响力。一个对美丽如此敏感的人不能对别人的作品漠不关心美丽和真理，但是，尽管他欣赏在他之前伟大的风景画家的作品，但他从未盲目地遵循传统。如果他欠盖恩斯伯勒，克劳德，吉尔丁和鲁本斯一些东西，他永远不会效仿他们。他们的工作只是激发了他自己的远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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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    相反，特纳通过坦率的模仿从他的所有前任中学到了东西-克劳德，尼古拉斯·普桑，理查德·威尔逊，提香，范德维德，彼得·保罗·鲁本斯，托马斯·吉尔丁和约翰·克罗姆，他依次模仿。天生有野心和嫉妒心，似乎他不忍心觉得另一个人可以比他自己表现出更大的自然之美。他每个人都以自己的立场来对付，直到他掌握了他。他承担了变相的伪装，并在真正的特纳出现之前就抛弃了。

       但是对于他们之间的所有对比，特纳和康斯特布尔有很多共同点。他们一起从艺术家的眼中剥夺了积累的惯例的规模，让他们与自然本身面对面，他们是现代艺术的奠基人。对于另一位博物学家，请参见乔治·斯塔布斯（George Stubbs，1724-1806）。